在历史中迎风站立的黄恩彤

    中华黄氏网 2012年12月8日 黄氏宗亲网


 


供稿:黄有惠

作者:愚石
来源:本文发表于2010.9.1《泰安日报》


历史名人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名片,也是历史挖掘中最有价值的文化现象之一。在宁阳历史上,东汉年间的刘桢应是重量级的人物。他以诗歌见长,其五言诗颇负盛名,后人将他与曹植并称“曹刘”,为“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唐朝诗人刘沧,“长于怀古,悲而不壮,语带秋意”,收入《全唐诗》百余首诗作。其实说到宁阳的名人,更不应该回避的却是清代二品高官黄恩彤。不应回避不是因为他的职位有多高,而是因为他在中国历史中的特殊角色,更因为他对宁阳历史和文化的巨大贡献。汉、唐、清的三位巨匠构成了宁阳文化的传承脉络,也使宁阳的历史有了更加丰厚的文化积淀。与刘桢、刘沧早已形成积极的历史评价不同,无论史学界,还是宁阳当地,有不少人对黄恩彤讳莫如深。故此,让我们走近历史上真实的黄恩彤,归位他作为政治家、外交家、文学家的本原位置。黄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绮江,号石琴,别号南雪。

 

终生勤勉的布衣显宦

 

  黄恩彤父亲黄宗皋,因其父母去世较早,跟二伯父黄尚玟长大。因黄宗皋天分极高,黄尚玟送他到泰安南泉精舍,学业优秀,地方上的考试总是第一。但由于他是独子,生计为重,只好放弃科举的事业。他勤俭力耕,并亲自督促两个儿子黄恩澍、黄恩彤的学业。也正因为如此的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才出现了兄弟进士,黄恩澍、黄恩彤均成为道光年间的科举进士。
黄恩彤是黄宗皋的第二个儿子,五岁跟哥哥恩澍入家塾读书,过目不忘,有神童之称。十五岁县试第一。道光六年(1826年)成进士,任刑部主事,累迁郎中。黄恩彤潜心律学,刑部尚书陈若霖对其非常器重。当时有户部伪照、银库截饷、邪匪传教三大疑案久拖未决,逮捕嫌疑数百人,陈若霖派恩彤主办这三个案件。黄恩彤明察秋毫,洞悉弊端,找出铁证,力擒元凶,将原案株连的数百无辜全部释放,一时声名雀起。此后担任律例馆提调,十余年间查办疑案不可计数。其间,曾奉使出塞,任热河都统幕僚;屡随朝臣大老赴江苏、安徽、浙江等地,俯察民情,惩治污吏,政声卓然。1839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1840年任广西乡试正考官,选贤拔干,深得朝野称赞。随后被任命为江南盐巡道,治理江面,惩处奸商,使江南盐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清明治理,为朝廷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被任命为江苏按察使并代理南京政务,在此期间作为清政府外交使团的一员,参与《南京条约》的议定。签约后赴广州办理善后事宜,因在条约落实过程中很好地维护了清廷利益,升任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1845年2月任广东巡抚;1847年1月被革职;1848年8月以同知候选,1849年3月辞职回乡;后因在宁阳原籍剿捻有功,被赐予三品封典。
透视黄恩彤的生命轨迹,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个殿试第五的青年才俊,如何在风雨飘摇的生命历程中,通过自己的勤勉和努力,一步一步实现着报效国家的雄图大志。于国,黄恩彤在尽职。黄恩彤一生历职较多,无论在哪一个官位,他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好为人臣子的本分。即使辞官归家,也两次奉命督办团练,首创“联村筑堡”之法抵御捻军,使捻军只能绕城而行。朝廷也因此于1882年(光绪7年)让其重任乡举正考,加赏二品衔。黄恩彤曾两次主修宁阳县志,第二次修志时,他已是七十九岁高龄。黄恩彤归乡三十余年,倾其所学,所编文集及杂著二百余卷,数百万言,为宁阳历史文化的整理发掘,做出了前无古人的历史性贡献。
于家,黄恩彤在尽力。由于家境贫寒,黄恩彤进京赶考的路费是向邻居借的,这在乡间野里成为佳话,所以他一生坚持了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也正是因为知道贫寒的艰辛和盛衰瞬间转换的冥然之律,黄恩彤对子女要求甚严、甚高。他的长子黄师誾(1821—1897)字誾如,别号小琴。黄师誾幼年失母,很早就入于家塾,潜心嗜学,博闻强记。1837年(道光17年)通过县试,1843年中举,1852年进士,1853年授职翰林院编修。1860年,捻军势力凶猛,顺宁失守,黄师誾于请假归家期间帮助父亲,捐资修城筑围,亲自指挥工程,训练民众,坚壁清野,被加升五品衔,赏顶戴花翎。1869年,祖父母及继母先后谢世,黄恩彤督促儿子回京销假。黄师誾随即被任命为国史馆协修、功臣馆提调等职。其后派任广西 思恩当知府,不久又兼桂林府事,因政绩卓越,加封三品衔。兄弟进士、父子进士,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由布衣而至显宦,则是寥若星辰;兄弟、父子同朝为官,则更是无出其右。黄家祠祀至今仍津津乐道于历史上的家族荣耀,而这份荣耀,不仅仅属于黄家,不仅仅属于添福庄,还属于人才辈出的宁阳。

 

刚柔相济的外交高官

 

  黄恩彤在一生的为官过程中,始终给人以铁碗、刚硬的印象,无论是任刑部主事、郎中,还是治理江南盐务,升任江苏按察使,都显示出他正直刚烈、整肃吏治的过人才华。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他刚烈强硬的一面,才在后来的外交谈判中,让他担任外交使官中维护清朝利益最有力的发言人,也由此造就了清政府一位刚柔相济的外交高官。
黄恩彤初涉外交,是直接参与《南京条约》谈判及善后事宜协调,以及中美、中法、中比条约的议定。从时间上跨度是讲,是自1842年至1849年,这正是战后中国与外国被迫频繁接触的时期。按当时的惯例,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的考虑,是不愿意与西人直接接触的,而英国人要求与信守诺言的高级官员谈判,黄恩彤临危受命,成了与西方人交涉外交事宜的中流砥柱。《南京条约》的草草签订中,伊里布、耆英、牛鉴作为抚夷大员,在炮火威胁下对英人的要求全部应允。黄恩彤从1842年8月14日开始参与交涉,虽然大局已定,但他仍然在诸如是否加盖皇帝印玺、战后赔款、英军占领定海、鼓浪屿、招宝山等问题与英人据理力争。今天看来,黄恩彤所争的这些问题有些舍本逐末,但细细品味,却可以从中看出黄恩彤在强敌面前的过人胆识,与朝廷大员的唯唯诺诺相比,他勇敢地争取国家利益,迫使英国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军队仍然骚扰民众,黄恩彤“亲赴夷船,嘱夷酋禁约各夷,勿得滋扰百姓,酋即命将炮位兵械悉运回船,其占据之民房,概令退出,并禁各夷无事不许登岸,沿江居民使得稍安”。黄恩彤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朝野上下的称赞,就连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人也赞扬黄恩彤“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崛起的政治家之一……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由于表现出色,黄恩彤成为耆英唯一始终任用的对外交涉官员。在赴广州的善后交涉中,黄恩彤不辱使命,主动频繁地接触外国人,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和犀利的口才,尽可能地维护着民族利益,赢得了外国人对中国官员的尊敬。为争取广州短暂的和平,黄恩彤大胆上书,提出革新性的实效策略,对西方各国情况的客观分析,改变了以往处理中外关系中“天朝独尊”的旧观念,黄恩彤也因此被世人认为是属于较早的睁开眼睛看世界并用于政治实践的知识分子。
《南京条约》的条款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黄恩彤被奏请派驻广东继续处理善后事宜。税率与商行的谈判是黄恩彤发挥他的外交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府与洋人双赢的外交实例。针对英国人提出的裁撤公行的问题,黄恩彤对自己的上司伊里布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裁撤公行,把原来的正税及各项附加费用一并归海关征收,每年的海关收入可以增加三倍;二是保留公行,将出入口的大宗货物如茶叶、湖丝、棉花、洋布之类的税额逐件加增,冷僻货物如钟表、洋参、洋缎之类逐件议减,那么所增之数百倍于所减之数。黄恩彤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公行是不是存在,而在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贸易垄断,只要取消垄断,任凭外商自由寻找合适的商行,清政府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和各种陋规自然就会消失。由此可以看出,黄恩彤已经隐约认同了先进的自由贸易的思想。另一方面,黄恩彤十分注意查访英商的经营情况,比如他了解到英商运茶叶回国后,要比中国所征多数倍,所以在香港谈判通商输税章程时,便根据掌握的情况与英方代表罗伯丹据理力争。经过谈判,议定新税率约为值百抽五,但茶叶一项例外,因为茶叶是中国的天然垄断产品——允许征收约百分之十的出口税。税率谈判依照黄恩彤提出的“大宗增税,冷僻货物减税”的原则,虽然改定后的新税率与旧税率差别并不是很大,但黄恩彤在谈判过程中,极力维护国家利益。这次税率调整,受益最多的是英商,但其次便是清政府,利益受到严重损失的是清政府征税的官员和管理洋船营运的官兵,因为之前自总督以下的广州官员都是中外贸易乃至鸦片贸易的受益者,黄恩彤也因此遭到部分朝廷官员的诋毁。但黄恩彤在国势衰弱的情况下,作出了一个封建官员的最大努力,新税率也确实给清政府增加了财政收入,“新章自七月为始税课,岁增旧额百余万”,海关收入承担了战后赔款的大部分,也由此改变了清政府不重视海关收入的旧观念。
黄恩彤在长期的外交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商款夷”的外交策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海关税则》签定后,美法比等国闻讯而至,提出签约通商要求,一时间“以夷制夷”成为舆论主流。黄恩彤认为古代“以夷制夷”,必须是对夷人能够驾驭,而现在情况不同于古代,对各国恐难控制,反对“以夷制夷”。在《复刘玉坡督部论米夷情伪书》中,黄恩彤对美国的“越十万里重洋远来中国而称不敢效英夷之所为”表示怀疑。对于借师于法国和美国的说法,黄恩彤断然拒绝,认为“三国外若水火,内实狼狈,在西洋则不无蛮触之争,在中国则隐有辅车之势,必不肯戕同类以媚天朝……闻者往往心非而目笑之,拒意曾不十年竟不幸而言中……不禁掷笔三叹也”。在天朝上下都昧于世界大势的情况下,黄恩彤主张顺应时势,发展中外贸易,力倡“以商款夷”,体现了其作为地方官员对于国家安危的强烈责任心。后世的学者认为这是黄恩彤妥协投降的表现,但从本质上讲,“以商款夷”是贸易原则,而非主权原则,无关乎投降与妥协大义。从另一方面讲,当真的面对主权问题时,黄恩彤也绝不是因惧怕洋人而无原则的妥协。1844年12月18日,黄恩彤在致港督戴维斯的信函中,对英人收银(赔款)清而不想退还质当(舟山,鼓浪屿)的意图给于了毫不客气的揭落与批制:“舟山及鼓浪屿为交银的质当,以交足银项之日为撤兵退还之日。成约具在,中外咸知,今若交银足而地不还,於贵国并无所益,於中国大有所损……尚望贵公使守成约,践前言,勿争小节,勿听浮论,於收足银项后退还舟山,以彰信义于天下……”。信中语言虽谦恭有礼,而凛然决绝之气充斥于字里行间。在黄恩彤毫无回旋余地的坚持下,英人只好罢戈收兵,舟山、鼓浪屿按时复归,避免了中国领土的进一步割让。正如《澳门月报》1844年9月号所载:“像耆英和黄恩彤这样的人,在一切有机会和他们相识的人的眼里,抬高了他们国家的品格,并使外国人对于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才有一较高的概念。”黄恩彤奉旨议抚,为不堪战乱的东南沿海赢得了暂时的和平,部属在他被革职后评价他“公忠报国,尽力筹边,纾九重宵旰之忧,奠七省苞桑之固……久已威慑蛮夷”。
黄恩彤以自己数年的外交实践,维护着行将就木的清政府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着仍然做着天朝梦的清廷统治。黄恩彤对皇帝时战时和犹豫不决的态度非常不满,可他只是一粒棋子,是一位执行者,无力扭转大局。但黄恩彤并没有只顾保全官职而拘泥于成法,而是积极主动地了解西方的情况,并敏锐地觉察出外人入侵引起了数百年来的一大变局,他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黄恩彤柔中有刚、刚柔相济的灵活策略,贯穿于与西方交涉的始终,由黄恩彤开始的外交策略的得与失,为中国近代外交提供了借鉴。

 

愁肠百结的青天巡抚

 

  鸦片战争前,外国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1843年7月,广州重新开市后,英人曲解《南京条约》,要恃强入城贸易和租地建屋居住。广州城乡人民舆论沸腾,坚决反对。1844—1845年,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多次交涉要求催办入城之事。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见众怒难犯,贴告示“杜绝英人人城之请”。但这个问题上,黄恩彤心里是矛盾的,他不支持反入城斗争,同时又反对英人用武力强行入城。黄恩彤收集了各种关于英军的情报,认为英国人对广州的要求主要是通商而非有领土要求,而“通商于彼此有利”,“粤之所以富甲诸省者,为通商也,实通洋也,即通夷也”。黄恩彤反对容易失控的“以民制夷”,认为这种方式简单粗暴,容易造成冲突,要求人民仰体圣意,恩准各国自由经商,因为“今勿论我闭关绝市,即使彼忽然敛舶而去,羊城无业之若干万人从何安顿”。根据当时的实际,黄恩彤认识到中外之间经济上互相依赖、共谋商机的关系,认为中外“相爱而相忌”,如同有冰则有炭,冰无则炭撤。这种认识改变了传统朝贡贸易体制下的“天朝施恩于外夷而许通商”的观念,实质上,从经济层面认同了中西方的平等地位,承认了通商对中外双方都有利。正是这些在当时看似“悖逆”的思想,渐渐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黄恩彤在一首诗中称“重持玉节到江乡,筹海先储活国方”,表明他已经认识到了救国的根本在于“活国”。黄恩彤比魏源等更早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危机,并思考着摆脱危机的良方,完全可以称之为面向西方思考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先驱。
在处理反入城问题时,黄恩彤表现出了作为地方官员维护百姓利益的凛然之举。德庇时带兵进入广州城,要求交出同英人冲突的粤民,黄恩彤虽然已经被革职,但仍然严词以拒:“以礼进城,地方官尚可晓谕绅民酌量妥办,若以兵进城,更有何说,但和议从此决裂,贸易从此禁断,不知何人任其责”,言辞之间锋芒毕露,德庇时不得不退出广州。在此期间,广州民众多次与英国人发生纠纷,黄恩彤屡屡照会英领事,要求“在两国交往中,必须不偏不倚……必须约束英国商人,使其勿使用暴力,任意压制别人”。在中英冲突一时难以圆满解决之际,黄恩彤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允诺两年后进城,这并不是推委责任,而是他认为两年后,中英冲突或许会缓和,与当今世界外交实践中“搁置争议”的思路又是如此相同。黄恩彤在处理反入城问题上,自称“千回百折,直至心力交瘁”,时人梁廷楠评价黄恩彤在广东“相与委屈调停,事事弥缝,不使稍生衅隙”。梁是当时广东人民反入城斗争的领袖之一,能这样评价对反入城斗争并不支持的黄恩彤,真实反映了黄恩彤寻求外交突破、解决民夷争端的苦心孤诣。黄恩彤刚柔相济的对外交涉暂时阻止了英人进入广州城,民夷斗争也仅仅限制在小范围冲突上,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广州人民的愿望,为东南沿海赢得了短暂的和平。相比之下,继任的广州巡抚叶名琛一改黄恩彤的做法,鼓动民众强硬反入城,并故意多次不理睬英国公使的访问,使中英冲突更加激烈,流血事件频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从传统道德观念和对历史官员的评价上讲,黄恩彤说不上是老百姓眼中真正的“青天”,但他在实践着作为地方官员的本来职责。黄恩彤在任巡抚期间,缉捕盗贼,平定治安,以闲置官银贷给商人生息以备调拨。黄恩彤曾上书道光帝“该夷现虽就抚,一切驾驭之方,与防备之具均不可一日不讲,但当示以恩信,妥为羁縻,一面慎固海防,简练军实”,积极为炮台与兵船筹备钱粮,并劝民绅捐银在九龙等地方修筑石城和衙署炮台以抵御在香港的英人。黄恩彤的为官经历,真正实践着“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封建文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抱负。在君、民、夷之间,黄恩彤以自己的智慧,寻求着一个平衡点,他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过人智慧,书写着历史,也开拓着未来。

 

满腹经纶的智士大家

 

  黄恩彤学养深厚,一生著述甚丰,所编文集及杂著百余卷数百万言。自1849年3月辞官回乡至1883年终老,这34年的居乡岁月,是黄恩彤著述立说的高峰时期。在地方文化建设方面,他于1851年(咸丰元年)总纂《宁阳县志》,1859年,黄恩彤主持编纂《滋阳县志》,1879年,黄恩彤再次重修《宁阳县志》。而宁阳现今所有的文字和历史记录,几乎全部得益于这两部县志。在个人的著述方面,黄恩彤于1853年5月,撰成《两汉史断》6卷;1857年,又将其《三国志》读书札记汇为一编10卷;1860年著成《知止堂文集》24卷;1870年(同治九年),黄恩彤年届70,著成《鉴评别录》60卷等。除此之外,黄恩彤还十分关心农事,著有《蚕桑录要》5卷、《农书录要》十四卷、《河干赘语》7卷等,对农业生产颇有助益。
黄恩彤终生好学,对历史有独到的见解,再加上他数年的政治履历,使他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有更加独特的眼界和视角。黄恩彤的《两汉史断》、《三国书法》及花费十余年心血编著的长篇巨著《鉴评别录》,对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从更新的角度进行了剖析与评判,是当代历史学家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他的诗、词、歌、赋,神思飞扬,文彩璀灿。黄恩彤数百万字的著述浓缩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民族智慧与人文精华,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应是《知止堂集》。这部书辑成于咸丰庚申(1860年),光绪六年(1880年)三月开雕。当时黄恩彤已年届六十,他把平生所作的赋、古文、诗词重加校勘,亲自誊写抄录。自三十五岁至五十岁间作品集为十三卷、为正集;自五十岁至六十岁间作品集为续集六卷;又外集六卷;另有飞鸿集四卷;余集一卷;秋声词一卷;飞鸿集文一卷。黄恩彤在《知止堂集》自序中写道:“至于奏牍另有专钞,制义颇已梓行,是集概不登载,非敢出而问世,将以存诸家塾,俾后之未遽废学者,知余从事于此,至老不倦,庶乎动其劝学之心,而勿堕缀文之业,敝帚之讥,所不敢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代老臣归乡后,仍不失为国分忧的匹夫之志,以自己的学养劝谕后人,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黄恩彤晚年居住的添福庄,离彩山不足十里,这也是他屡登彩山的缘由之一。黄恩彤对彩山的热爱,从《彩山赋》这篇华美的赋词中可见一斑。而且他将《彩山赋》置于《知止堂文集》首篇位置,也足见他对《彩山赋》的看重。有评论家说,“黄恩彤以政治家的胸怀、文学家的笔触,用华丽的赋的形式……对彩山进行了文学与文化的描写与阐释”。黄恩彤以“瑰丽”二字高度概括了彩山的景色特点,“夫何兹山之玮丽兮,俨凤翥而龙蟠。”他挖掘彩山的高贵脉系,“尔其标奇鲁甸,孕瑞齐坰。考徂徕而肖体,祖泰岱而分形。弟石闾而兄社首,俦云云而侣亭亭。通气则洙泗遥连夫道脉,分野则奎娄上应夫文星。”他体验与渲泻彩山的灵性,“诵黄庭而忘暮,抚焦桐而向晨”,竟让人流连忘返,如入仙境。他写彩山为宁阳首山,“夫右提龟鹤,左挈珑玲,三峰插天而拱揖,九顶拔地而伶俜,神爵傍栖而引咮,凤凰高举而梳翎,要不过儿孙之罗列。”在与周围群山比较中,黄恩彤展示了彩山的领袖地位与气度,实为宁阳第一山。我曾沿着黄恩彤屡次登山的足迹,寻访历史上的美丽所在,然后再细读《彩山赋》,但在我看来,黄恩彤对彩山的描写,写虚多于写实,写心多于写感,写国多于写家,他把未酬之志通过文字表达出来,体现了忧国忧民的道德情怀。细细想来,黄恩彤最为推崇的彩山,何尝不是他对人生的一种自拟?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宁阳历史文化中一朵色彩艳丽、雄浑厚重、巍峨耸天、让人仰止的高山呢?

 

荣辱沉浮的时代象征

 

  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评价中,一直有一种争议,黄恩彤到底是英雄还是罪人?在我看来,黄恩彤只是历史进程中反映清政府荣辱沉浮状态的一种象征,是战是和,清政府在犹豫,而大部分臣僚也是如此,技不如人,实力不如人,但心态却是大国心态,完全的夜郞自大、闭关锁国。与众多大臣不同,黄恩彤却是另一种迎风站立的姿势,他以睿智明阔的双眼,看清时势,顺势而为,以自己摒强敌、抚商夷的实际行动,维护着国家尊严,成为历史中大写的人,成为晚清政府不可多得的一根柱石。正如黄恩彤自己所言:“刚柔迭用,操纵互施,虽有时俯顺其情要,未敢稍失国体”。黄恩彤的辞官归乡,是一种无奈,是清廷政治斗争中是战是和以及如何对待外夷的权力平衡。因长期处于外交的前沿,黄恩彤也便很自然地成为舆论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形成不测,黄恩彤也便首当其冲地成为主降派的替罪羊。辞官12年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美、俄出面调停,黄恩彤受命赴津协办,抵津时,《天津条约》已定。由此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清政府对黄恩彤使用中的矛盾心态,需时用,闲时弃,黄恩彤如水中的浮木,飘摇于那个时代,也飘摇于人生际遇的沉浮无常。
有关黄恩彤的功过,以今人的眼光再看、再审视,评价起来就会更加客观和真实。在功方面,首先是黄恩彤的政治智慧。当时不少外国报纸评价,“黄恩彤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其次是黄恩彤较好地执行了他自己的历史角色。他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推向了对外交往的最前沿,在那种列强咄咄逼人,民、夷剑拔弩张,“剿”、“抚”论争激论的复杂政治形势下,黄恩彤面对强敌,寸利必夺,寸土必争,千回百折,纵横捭阖,尽自己最大力量维护国家利益和清廷的尊严。如他在《抚夷论》中认为,“该夷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中国即使造炮制船,也是“万万不及”、“无制彼之术”。“而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糜之者惟在通商”。三是黄恩彤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出对外夷的强硬。他曾在澳门妈祖阁的摩崖题词“苍山峨峨,碧海回波,仗我佛力,除一切魔。”表现出了面对强敌时的英雄气概。有关黄恩彤的过,最主要的应是为维护清政府的统治,有悖于民意,在对英斗争中,一方面对英军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妥协,一方面敌视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认为“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而这种过失,源自于作为清政府官员的职责,也源于他作为外交官必须具备的平衡手段。对这些过失,黄恩彤有着深深的自责和反省,正如他的“知止堂”,“知止”二字一方面有着急流勇退、知道何时停止的含义,更深层次的含义应在于“知耻”,只是不便明说罢了。
近年来,研究黄恩彤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从他们发表文章的观点来看,正面评价多于负面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处在天朝梦刚刚被敲碎、中外开始正面交锋的风口浪尖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对黄恩彤来说是难能可贵的。随着非红即黑的武断史观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学界对黄恩彤作为政治家、外交家的历史角色和地位,进行了全方位的重塑,黄恩彤的正面形象愈加清晰,也更加丰满。这不能不说是学界、史界的幸事。
伴随着黄恩彤的历史形象渐渐归于客观,作为黄氏家庭荣耀标志的黄家大院和黄家祠堂,却渐渐荒败。黄家大院为黄恩彤晚年著书立说及生活终老之所,位居添福庄东北一隅,为一南北向长方形建筑群,南北约200余米,东西约120余米,占地约100余亩。该宅院早期为添福庄韩姓所有,当时仅十几间草房,黄恩彤辞官回乡后购置扩充,与其子誾师、师侃合力兴建,历时十年建成。该建筑群整体布局结构严谨,宏伟厚重,秉承设计精巧、装饰华丽的建筑风格,殿庑相连,曲折回廊,路径繁复,初入者如进迷宫而不得出。再加上宇榭楼台,小桥流水,松竹掩映,犹如仙境,一派官宦府弟的繁盛景象。原建筑分东西两院,到其孙辈因人丁兴旺,分为五院,俗称五大院。解放后黄氏族人被迁出大院,该建筑群成了粮所,其内部建筑逐步拆除,至80年代粮所停用时,尚有几处院落及大殿还可粗窥概貌。近十几年间,黄家大院破坏更加严重,所存建筑除一栋已经改造过的二层小楼外,其余或拆除,或成了断壁残墙。再过三五年光景,黄家大院恐将不复存在。
黄氏祠堂是黄家家庙,建于1851即咸丰初元。史料中记述,没有被毁坏前的祠堂,大门上方有一横匾,上书“黄氏宗祠”四个金光大字,落款为“两江总督耆英题 道光二十四年”书体遒劲厚重,风神别具。前院院中东西各有一棵苍翠挺拔的古柏,枝繁叶茂,遮天蔽日。二门外东西两侧各有一谱碑,东为1746年(乾隆11年)所立黄氏大谱碑,西为1796年(嘉庆年间)出诸沙中,用以记述氏族延续的石幢(为明嘉靖11年[1522年]制,后移奉宗祠)。二门立柱飞檐,半厦前挑,门上横匾书“文魁”二字,为黄恩彤之侄黄宝书题写。后院正房为大殿,门上并排两匾,东为“兄弟进士”,西为“父子进士”。大殿即为历代供奉先祖的场所。殿前廊道东首贴墙有一《恭纪》石碑,为黄恩彤嫡孙力田邀阖族尊长于1902年2月丈量宗祠地基所得数据而泐石以记。祠堂外大门路南,有一影墙,长六米、高四米,中有砖雕拼合的巨形瑞兽麒麟图。黄氏祠堂整座建筑设计严谨,建造精致,古朴典雅,庄严肃穆,梁栋、廊檐、椽柱、门楣等皆为彩绘,显示出晚清华美艳丽的建筑风格。这座在史料中堪称完美的祠堂,如今已经被破坏殆尽,房屋倒塌,门楣雕梁被盗,荒草萧瑟,败叶飘零,再没有了家族荣耀的任何印记。
我曾经到过山西的乔家大院,也曾经在乔家大院思考过一代商贾的得失沉浮,然后与黄家大院作着全方位的比较:论社会地位,富商远不及高官;论建筑时代,乔家大院更早于黄家大院;论占地面积,乔家大院只有十六亩,而黄家大院却有上百亩;乔家大院被称为民宅,而黄家大院却是官邸……我知道在历史和现实面前,这些对比显得毫无意义,但却让我不得不一次次地遗憾和叹息,一次次地思考谁之过。我知道有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有些问题即使有了答案,有时也是无能为力。
寻访黄恩彤的历史足迹,在衰草丛生的黄家大院遗迹前,我一次次想象着须髯斑白的黄恩彤青灯苦读、奋笔疾书的模样,想象着他用文字记录心迹、书写历史的寒暑往来,揣度着他是否想到过黄氏家族以及黄家大院的无奈衰落。一首诗映入脑海:“一半是非一半闲,一半兵戈一半田,一生荣辱写青史,却把彩山作金銮”。黄恩彤把荣耀带给了故里,故里却没能守住他曾经的辉煌。心碎如斯!

(感谢成文过程中提供黄氏家族资料的黄恩彤嫡系后人汉昌先生,感谢借用报刊、网络发表公开资料的黄恩彤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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